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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可能激发越来越强生育意愿仍存疑,但有毛

来源:http://www.zkkk136.cn 作者:www.56.net 时间:2019-04-18 13:35

摘要:2017年初以来,全国多个省市等先后掀起抢人大战。 图片来源:泽平宏观(资料来源:恒大研究院) 但是,抢人的对象只是存量,如果中国长期维持超低生育率未来可能会出现无人可抢,因此不少省市已经布局未来的增量。 在此背景下,近期,辽宁首次提出探索对生育...

分娩补贴、奶粉补贴、产假福利、弹性工作制——为生二孩提供更多支持和服务

股票基金 1资料图:医院开设二孩门诊。

  2017年初以来,全国多个省市等先后掀起“抢人”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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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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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视觉

人口政策此前的调整效果均不如预期,这次的鼓励能否激发出更强的生育意愿,仍然存疑

图片来源:泽平宏观(资料来源:恒大研究院)

今年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第三年。2017年以来,不少地方出台实施全面两孩的配套政策,除了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措施,还有补贴和奖励,如分娩补贴、奶粉补贴、产假福利、弹性工作制等,有些地方还给予现金补贴。各地出台这些措施与我国当前的人口形势有何关系?效果如何?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蔡如鹏

  但是,“抢人”的对象只是存量,如果中国长期维持超低生育率未来可能会出现“无人可抢”,因此不少省市已经布局未来的增量。

多地出台政策鼓励生育二孩

近日,辽宁省政府出台文件表示,将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制度和配偶陪产假制度等,成为第一个提出鼓励生育政策的省份。

  在此背景下,近期,辽宁首次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等”引发关注。此后,湖北咸宁等也发布二孩鼓励政策,针对民众尤为关注的生育成本、经济负担、照料负担等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

育龄妇女逐年减少,少子化老龄化程度加重;鼓励人们按政策生育,是非常好的开端,有利于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此举的背后,是自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中国出生人口数远不及预期的尴尬。

  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有些人不是不想生,而是没有条件生。目前还存在生孩子后的抚养成本太高等问题,所以需要出台各种配套政策,解决这些家庭的后顾之忧。特别是应注意公共设施的配套完善,使更多想生育二孩的家庭按自身意愿生育。

最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出台,提出“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鼓励雇主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灵活工作时间安排及必要的便利条件,支持妇女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

有专家预计,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不断降低,将有更多的地区效仿辽宁,加入鼓励生育的行列。他们认为,当前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走到面临重大调整的关口,如不及时调整,人口下降很可能将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

  补贴向二孩家庭倾斜

湖北省咸宁市出台政策,鼓励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将政策内二孩及以上产妇产假延长至6个月,配偶陪护假延长至1个月,其间工资奖金照发;推行弹性工作制度;每位补助300元用于孕期保健服务。

生育意愿下降

  今年6月,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全面两孩配套政策,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并且,率先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等。

此前,已有不少地方出台类似措施。如新疆石河子市对生育二孩家庭进行分娩补助,对0—3岁二孩家庭给予适量奶粉补贴;湖北仙桃市生育二孩家庭可获1200元补助;天津市对符合二孩政策的职工增加30天生育津贴;湖北省宜昌市按照“限额内报销办法”,对合法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对象,以县市区为单位,落实住院分娩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城区按每例2500元标准,并适时调整。

中国自2016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当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86万,比2015年多出生131万人,成为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但这一增势并没有得到延续。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辽宁探索奖励政策,符合地区情况。在生育成本高企的情况下,适当给一些照顾和补助,能够提高一些想生孩子又有顾虑的人的积极性。实际上,国外很多人口出生率低的地区,也出台了一些奖励政策,包括经济补贴、合理延长产假等,甚至奶粉价格都有优惠。

记者注意到,这些地方出台类似措施的背后,与人口形势密切相关。以辽宁为例,《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显示,该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20.6%;0—14岁人口占比为10.4%。2015年辽宁省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为0.9,远低于人口世代稳定更替的2.1水平。此外,老龄化程度较深,老年人口抚养负担沉重。根据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辽宁省2016年老年人口抚养比达到17.37%,高于全国的14.96%。全省人口总数连续3年下降,也是全国3个人口负增长省区之一。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在这1700多万新生儿中,有超过一半都是二孩,一孩的比例只有四成多一点。与2016年相比,二孩的人数增加了162万,一孩则减少了249万。

  梁启东建议,配套的奖励政策应当要十分具体,具体到补贴多少钱、给多少假期。“要有实实在在的政策。”他说。

从全国来看,人口形势面对的挑战也不少。少子化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60岁以上人口超过2.4亿人,0—15岁占比仅为17.8%,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位徘徊,劳动人口占比逐年下降。2017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少63万人,其中二孩占比超过50%,而一孩占比在下降。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这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逐渐减少。‘十三五’时期,20至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每年减少约280万人,‘十四五’时期每年预计减少580万人左右,再加上这部分人群以生育意愿低的90后为主,造成一孩出生人数减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分析,一孩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一孩比例下降,说明中国新生代的生育愿望已经很弱,同时这一类育龄妇女人口数也在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在目前的人口政策下,中国人口出生基本上不具备可持续性,未来中国的出生人口还将继续快速下降。

  湖北省咸宁市近日就发布了具体的配套政策。8月7日,咸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台《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推出包括扩大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保障妇女生育权益和母婴健康、降低二孩家庭生育成本等13条具体举措。

他认为,“生孩子看似是一个家庭的私事,但人口数量、质量却关系国家的长远发展,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地方出台配套措施,鼓励人们按政策生育,这是非常好的开端,有利于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针对二孩数有所增加,苏剑认为,目前二胎增加主要是70后、80后妇女抢生的结果。这类抢生应该集中在二孩政策放开后的两三年,此后这类生育行为将消失。因此,2018年或者最晚2019年,二孩数量将大幅度减少。

  这其中,一些“真金白银”的举措体现出了满满的诚意,一些补贴甚至覆盖了有着第二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例如,针对外界反映的教育成本问题,咸宁市明确,政策内出生的第二个及以上孩子,在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就读的,可以减免一定金额的保教费。

帮助和支持有生育意愿的主体生育人群

苏剑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可。他们认为,2016年出生人数突然上升很可能是一次性的,因为等待生育第二胎的夫妇在政策改变后马上利用了该政策。但随着上述群体生育意愿的集中释放,二孩的数量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住房问题也是民众关注的焦点,咸宁市明确,政策内二孩及以上家庭,将优先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包括无论是本地或外地居民,凡在咸宁市内首次购买普通商品住房或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给予一定的购房补贴,并放宽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和提取政策等。

尊重生育意愿,帮助他们解决好事业与生育之间的冲突,调整相关公共政策,将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

陕西省统计局日前发布报告称,2017年该省生育二孩妇女近八成为25~34岁的育龄妇女,但随着时间推移,未来几年这部分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逐渐释放后,新进入这部分年龄组的育龄妇女人数逐渐减少,二孩出生人数也会下降。

  此外,陕西省统计局近期发布的《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呼吁:

“当前我们要做的是聚焦有生育意愿的人群,创造有利于生育的友好环境,帮助和支持他们将生育意愿真正落实为实际行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说。

人口大省河南的情况也非常类似。该省统计局的分析报告显示,2017年全省二孩出生人数首次超过一孩。未来几年河南省人口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人口总量缓慢增长,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力资源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人口红利将逐渐减弱。

  “未雨绸缪,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增加出生人口数量,优化人口年龄结构。”

郑真真长期关注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一些地区开展长期跟踪调研。她发现,个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能力、年龄、生育偏好等。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一部分60后、70后虽然有意愿,但年龄偏大,80后、90后成为最大的生育潜力释放人群。但是80后正处于人生中最忙的阶段,事业面临升职压力,在家庭里要带孩子忙升学,还要赡养夫妻双方老人。要事业还是要育儿,成为不少80后家庭的一道难题。而很多90后认为生育是私人的事情,对生育政策大多持不理会的态度。“对于这部分人群,首先必须尊重他们的生育意愿,其次应帮助他们解决好事业与生育之间的冲突,调整相关公共政策,将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曾承担了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预判研究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二孩出生人数在预期内,但新生儿的总数却低于预期。”

  应做好两手应对政策

郑真真认为,与生育相关的公共政策主要是满足家庭对生育的需求,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妇幼保健、托儿和学前教育以及社区建设等。同时,有必要从家庭和妇女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定位、调整和完善相应的公共政策,支持妇女在承担生育重任时兼顾个人事业发展,形成尊重生育、对育儿友好、支持妇女平衡生育和事业的社会氛围。

王广州说,这主要是由于一孩生育率下降过快造成的。“总的来看,二孩出生数量的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的减少,二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

  各地如此重视二孩生育问题,背后是我国生育率情况偏低的现实。

“尤其对于年轻的职业女性来说,现实情况往往让她们很纠结。这不仅包括产假时间、父亲育儿假能否落实,还包括养育过程中的0—3岁照料问题与职业发展的冲突等。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中断就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如果妇女生育期的就业不能得到保障,很有可能在生育政策放宽后,会损失更多妇女劳动力,尤其是城镇的高质量劳动力。”郑真真说。

全面放开二孩后,第二年出生人口数就出现下降,生育率远不如预期,这出乎很多人的预期。“谁也没料到老龄化会来得这么快,现实比以往预估的更严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分析,政策决策者和生育群体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落差的重要原因。

  总和生育率指的是一国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近1/3的全职母亲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全职母亲表示,如果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对这些妈妈来说,生一个孩子,起码有3年要照顾孩子无法安心工作;如果生二孩,又要有3年无法安心工作,无可避免给女性就业、升职带来不利影响。

“改革开放40年,除了促进经济发展,也带来生育观念的改变。部分年轻人已经改变了生育观,不认为孩子多了是一件好事,在观念上对生一个孩子或者不婚、裸婚、同性婚都更加包容。”陆杰华说。

  2016年“全面二孩”实施后,这一数据得到提升。原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6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根据卫生计生住院分娩活产统计,2016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为1846万人,比2013年增加200万人以上,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其中,二孩及以上占出生人口比重超过45%,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有学者研究欧盟国家经验发现,那些能够较为妥善地平衡好职业妇女事业与生育关系的国家,人口生育率保持上升趋势,而未能较好处理这一冲突的国家,其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这个问题在我国存在多年,迫切需要解决。这需要全社会提高认识,尤其需要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私营机构积极参与,同时还要有政府的鼓励和有效监管。”郑真真表示。

这位社会学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也在不断影响生育意愿。“比如抚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都成为生育上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此外,大部分年轻人具有多样性的人生目标,人生目标多元了,不见得就认为生孩子或者多生孩子是其必经的事情。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也使得过去养儿防老观念逐步弱化。”

  对于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并未提及。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较2016年下降63万人。不过,2017年二孩数量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也超过了一半,达到51.2%。

须有长期制度性安排来支持二孩生育

在王广州看来,生育意愿下降,不是单一政策问题,而是多项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包括随着育龄妇女受高等教育等原因,不断推迟生育年龄,或者生育二孩意愿降低。此外,像房价、教育支出等因素导致的高养育成本,也使得生育意愿下降。

  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预期发展目标为1.8。

应结合全生命周期特点来考虑政策安排,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提供社会支持服务

他表示,人口生育率下降,本身属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的表现,生育率快速下降会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提升,从长期看会导致非常突出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因此,如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制定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显得比较迫切。

股票基金,  对此,马力表示,全面放开二孩以前,我国积累了一批有生育二孩需求但还未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预计这部分生育需求将在5年左右释放完毕。所以,这几年的生育率会高一些,且相对会有一个释放高峰期。这部分生育需求释放完后,生育情况就会按照日常模式走。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2020年达到1.8的总和生育率目标有难度。

“地方从政府能替二孩家庭减轻什么负担的角度出台措施,这种探索是好事。但仅仅是开始,对于较高的二孩抚养成本来说,不能靠一次性补贴,而要靠长期的制度性安排。”原新说。

出台鼓励政策

  二孩配套政策的完善,对促进生育意愿释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马力表示,很多人有生育意愿,但是没有生。这其中的制约因素包括教育成本、抚养成本太高及照料负担较重等,所以出台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他分析了影响二孩生育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居高不下的育儿经济成本。在城市里,养一个孩子动辄花费几十万、上百万元,教育、住房等成本高企,一次性的生育补贴、分娩补贴等与抚养成本比起来如九牛一毛;其次是0—3岁阶段照料问题。调查显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目前,有近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而被调查对象更希望将孩子送往专业托育机构。被调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亲,有60.7%是由于孩子无人照料的原因;第三,80后、90后主体生育人群面临生育与事业的冲突;第四,一些育龄妇女年龄偏大,在临床上属于高危人群,害怕身体出问题,也担心生育质量受影响。此外,随着生育的代际转移,人们越年轻越不愿意生孩子,来自少子女家庭的生育人群不愿多生孩子。

事实上,在辽宁省之前,全国多个地方已经出台了多项鼓励生育的政策。

  马力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最核心的配套政策在于公共服务的完善,这是最关键的。应该从日常生活下手,而不是简单地补贴一点钱。比如社区要建一些托儿所,让孩子有人照顾等等。

原新建议,支持二孩生育应结合全生命周期特点来考虑政策安排,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提供社会支持服务,解决家庭和妇女的后顾之忧。比如对高龄孕产妇产检的绿色通道、0—3岁公立托幼机构的补位、上学后教育成本减负、税收方面可以家庭平均收入为征收单位等。

比如,天津市提出对符合二孩政策的职工增加30天生育津贴;湖北宜昌按照“限额内报销”办法,“对合法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对象,以县市区为单位,落实住院分娩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城区按每例2500元标准,并适时调整”;湖北仙桃全面实施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对符合政策家庭,生育二孩可获1200元补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结合国际经验来看,许多进入低生育率的国家,采取了许多鼓励生育的措施,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收效不大。从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和生育状况变动趋势来看,短期内鼓励生育的举措可能会产生一些效果,但从长期看,建立完善的应对政策才是根本。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对此表示,由于中国人口发展的动力机制已发生转变,促进人口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更多是家庭的自主决策和个体人口的自觉选择。“生孩子是一个很重大的家庭决策,受到个体和环境因素影响,需要家庭成员去消化、接受、磨合,最终形成决策。不同收入、体制、年龄、性别的人群,面临的生育压力不一样。”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疆石河子市。为鼓励生育二孩,今年6月,石河子市对原来的鼓励政策进行了升级,又出台了5项新政策。这些新政策包括:二胎产假延长至98天;产假工资按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缴费工资计发;产前检查算作劳动时间;可请产前假两个半月,工资按80%计发;可请哺乳假3个月至1年,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并计算工龄。

  王广州表示,接下来应该正确研判人口变动的趋势和特点,提前谋划全局或局部人口阶段性增减带来的问题。比如,为应对局部性出生高峰,各地应提前配备足够的满足婴幼儿出生、成长、受教育的基础设施;对出生人口规模持续萎缩地区,也要做好相关的公共服务和资源再配置。

杨成钢分析指出:“少子化、空巢化、老龄化的家庭日益普遍,如果年轻夫妇再养育第二个孩子,可能会更加力不从心,不仅无力赡养老人,而且自身的生活负担也会加重。其家庭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和挑战,需要取得社会支持服务,包括各种公共的和市场的社会资源供给与配置,政府既是公共资源的核心提供者,又是整合配置市场资源的最重要设计者和推动者,更是公共资源和市场资源之间最好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而在之前,石河子市已经为生二孩的家庭提供了一大波“福利”。比如,生育二孩的家庭,可领取顺产500元/户、剖宫产1000元/户的住院分娩补助。此外,在二孩0-3岁期间,每户还将给予适量奶粉补贴。

  中信证券研报显示,最不发达国家的总生育率普遍较高,大都在2.0~6.0之间;发达国家总生育率最低,大都在1.0~2.0之间;发展中国家的总生育率略高于发达国家,大都在1.5~2.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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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怀孕前后,到孕产期、产后,甚至到孩子进入小学,都能享受到相应的免费服务与照料。”石河子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之前他们经过调研发现,对于是否要二孩,除了经济方面的考量外,很多家庭更主要的顾虑,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第二个孩子,“这些政策就是为了解决广大家长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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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辽宁第一个从省级层面提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推进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制度和配偶陪产假制度。同时,鼓励雇主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灵活工作时间安排及必要的便利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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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划,辽宁省的目标是把生育率从2015年的0.9,提高到2020年的1.4、2030年的1.8。

不少学者认为,这一政策是辽宁人口形势发展的必然。

“生育率更低、老龄化更严重、流动外迁加剧等问题,都集中体现在这一个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国营企业发展较好的省份上。”王广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辽宁的现状只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缩影,未来各地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另据媒体报道,目前国家卫健委正在组织专家,研究在全国施行奖励生育的可能性,测算对不同孩次家庭给予奖励所能带来对刺激生育的不同效果。据悉,这项研究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完成,届时可能上报有关部门。

如何鼓励生育?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降低生育率比较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却要难得多。中国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鼓励生育,已经成为学界和舆论讨论的焦点话题。

针对目前各地已经出台的鼓励政策,就有舆论认为,这些福利主要集中在延长产假、生育补贴等方面,仍属于“小恩小惠”,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生育意愿的难题,生育率难以得到提高。

比如说,托幼问题是广大家庭普遍关注的问题,二孩政策实施以后,相当一部分家庭想生不敢生,就是担心孩子生出来以后没有人照顾。据相关研究测算,托幼问题如果得到妥善解决,二孩的出生率会提高8个百分点左右。

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今年全国两会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加紧进行调查研究,将制定国家婴幼儿发展的规划,制定行业标准,制定推动和支持婴幼儿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预计今年年内能够出台。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除了兴建托儿所、提供各种生育福利之外,最根本、最重要的政策,是直接的财政补贴以及减免税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就提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如果不通过财政补贴的手段降低生育成本的话,人们是不会多生的,只有真金白银人们才会提高他们的生育意愿。

在梁建章看来,每个国家用于补贴有孩子家庭的财政补贴占GDP的比例,和这个国家的生育率成正相关。“世界其他国家都给了GDP的1%~5%,奖励生育真正比较成功的北欧国家,给了GDP的5%。所以中国很有可能至少要用GDP的2%~5%来奖励生育,才能把生育率提升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水平。”

当前中国的GDP是80万亿元,5%就是4万亿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但梁建章认为,如果分摊到中国两亿多的孩子,每个人每年也就只有一万多元。“我们知道大城市抚养小孩的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所以这个数字说起来多,但是其实不多,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大的奖励力度,才能提升一部分人的生育意愿。”

个税优惠也被认为是提高生育意愿的有效政策之一。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如果把个人个税的起征点按照家庭收入情况征收的话,就是很好的支持政策。例如,一位先生的太太不工作,两个孩子在抚养,挣2万的工资,4个人一平均,起征点5000元不用交税了,但是现在要养家就要交完税后养家。”

今年6月,全国人大公布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到“子女教育支出”一项的扣除。不过,草案并未对“子女教育支出”做详细说明。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曾专门向全国人大递交过报告,建议减免个税,鼓励生育。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如每抚养一个孩子或每赡养一个老人,征税的最低标准可以提高1000元,实际赡养老人的子女享受税收减免;针对孩子的税收减免,夫妻双方共享,单亲家庭享受全部额度。

此外,还有声音呼吁实行“全面放开三孩”政策。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朱列玉就提交了放开三孩的议案。他认为,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人口稳中有升。

朱列玉在议案中写道,“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二十余年,如不尽快调整人口政策,增加人口,中国将会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故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三孩政策。”

事实上,在不少学者看来,面对新的人口发展态势,渐进式地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直至最后全面放开生育,已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全面放开生育?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人口政策几经变化。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正式写入宪法。“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2011年11月,全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单独二孩”政策依法启动实施;2016年1月1日,正式放开“全面二孩”。

但从实际效果看,历次的生育政策调整并未改变人口发展的基本趋势,出生率偏低、老龄化加剧问题日益突出。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2,不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45,甚至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2017年,中国新生婴儿数比2016年少了63万。与此同时,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从2016年的65.6%下降到64.9%,人口红利不断减少。

近年来,随着人口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不要彻底放弃,改而实行全面放开的生育政策,一直是政府、学界与民间普遍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今年6月,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就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管杂志《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的文章,呼吁调整现有的人口政策。

文章说,目前中国人口呈现出生率下降、出生规模下降、 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程度上升、经济主力人口萎缩的“三个下降、一个上升、一个收缩”格局,前景不容乐观。

在周天勇看来,未来5年,中国青年人口将减少3000万左右,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较大。中国有可能呈现出更快的老龄化速度,甚至要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更快,比例更高。老龄化加快,将使经济增长放缓压力进一步加大,养老金负担会越来越严重,财政和金融体系的压力和风险也不断加大。

面对严峻的形势,周天勇认为,“对生育了二胎的家庭,应适当给予个人所得税退税,从而达到鼓励生育的目的”。此外,“由国家兴办义务托儿所和幼儿园,以降低和消除生育要放弃工作的机会成本”。

近日,关于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讨论越来越多。

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全面放开生育后,究竟会对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表示担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就认为,一方面,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能不能遏制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很难讲,因为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人口趋势一旦形成,想要扭转相当困难;另一方面,这很可能会对全国人口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在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还必须未雨绸缪,加强对人口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建立和完善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的预防体系。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0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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